那年，我们十九岁
那年我们十九岁。在这样的年纪，霍去病在带兵征战边关，林彪已经是红军将领，曹禺写出了《雷雨》，更传奇的是圣女贞德，她在带领法国军队抵御外敌入侵。而我们却还在应试教育下苦苦挣扎，只是为了考上一个被更多人知道的大学。
说这话的时候，我站在一中足球场旁边。
朋友听完我的话，笑笑说，时代不一样了。然后开始探讨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那年我们十九岁。天空很亮很晴朗，好像在记忆里，那个时候的阳光似乎总是那么明媚。教室里拥挤着八十个学生，窗户开得大大的，阳光就这样倾泻进来。我坐在那靠窗的角落里。从小到大，我都不受老师喜欢，高三也是如此，身为班长，还是被发配到那个地方去了。每天早读课支持我不迟到的动力，就是可以看着隔壁历史班的美女们花枝招展地走过，然后我们这堆野兽行注目礼。
窗前是我们养的一株水仙，春夏之交的时候，花开了，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美女，还有水仙花，是那段寒窗岁月的浪漫。
那年我们十九岁。同被发配的四大野兽聚在一起自封为高三十班四大帅哥，顶帅哥之名，行野兽之实。数本封面上写着“男人心声”的日记本在后两排的男生当中广为流传。四帅为编辑兼专栏作者。内容大都为无聊的调侃和龌龊的意淫。每逢吃饱了撑着或者没吃饱也撑着的时候就打开来看看，哈哈大笑一番，再尽情书写一番。毕业的时候郑重任命了某帅代为保管，相约若干年之后相聚再拿来看看。
那年我们十九岁。青春期某种蠢蠢欲动的情愫尽管被压抑却也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发泄出来。四大帅哥各有各的心思，却很少见过哪个有过行动。那年头写情书还不算一件太过时的行为，我就写过几封，有替别人写的，也有替自己写的。自我感觉文采还不错。后来观摩到人家行云流水、押韵对帐的古文学情书，再看回我那逻辑混乱的准后现代的装逼文字，才深深地自惭形秽，这技术含量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那些情书基本都石沉大海，不知现在还能不能在美女们的箱底里找到呢？
那年我们十九岁。尚未能读懂政治二字的深意，就被忽悠进了共产党。在虚荣和好胜心的刺激之下，就进去了。这让我后来多次徘徊在退党与否的边缘。学校为了不耽误这些担负着为学校争光重任的“精英”们复习功课，不但把已经精简到三天的党校课程再进一步浓缩为一天，连“永远忠诚于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宣誓都免了。这样挺好，替我们这些孩子省下了一次违背自己誓言的机会。
那年我们十九岁。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终于来了，它在我们生命的标尺上划下一道深深的刻度。那个刻度在很多人看来都决定了人生的高度。是否如此，也只能先打个问号。至少我知道，同学们开始被分流。被科举淘汰下来的人开始为生计奔波，幸运的人继续安逸地呆在学校。
考场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把所有的书都扔向湛蓝的天空。
那年我们十九岁。带着一点淡淡的失落我去了一个女生占百分之七十的外语学校。复读中的几个哥们晚自习的时候凑在一起我写来了信，还附上几张皱皱巴巴的涂鸦草稿纸，除了说起他们仍在继续的枯燥的高三生活，还表达了他们对我处在一个波涛汹涌、花团锦簇的美女学校的艳羡之情。我笑了笑，心想，任凭弱水三千，我也只能取一瓢饮啊。
后来，直到孑然一身地离开大学，才恍然发现，原来我他妈的连一瓢都没取上。老爸悄悄地问起，得到我诚实的回答之后嘀咕了一句“这么没用”，想来他老人家年轻时应当是够风流倜傥了。
后话了。
那年我们十九岁。青春期的各种色彩中，少不了迷茫、冲动和轻狂，然后被压抑。在中国，表达的渠道总是如此的匮乏和不通畅，直至某种压抑最终爆发性释放的时候，产生颇为壮观的效果。面对着管理营销系01级的两百多选民，我就这样爆发了，然后非常出乎意料地当选，尽管得票率甚至不足40％。时至今日我也无法确定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但是至少换了现在的我是肯定没有这样的激情了。这几年，我的棱角在不断被磨平。能安然生存在一个国有企业里面，实在是令我自己都感到非常惊奇。
那年我们十九岁。最后一天，同宿舍的兄弟们举起杯，祝贺我迈出了奔三进程的第一步，到现在，进度条已经显示为：45%。
那一年，还有许多回忆碎片，只是现在还没有叙说的欲望。等到老去，如果还能记起，或许会站在生命的另一端再来眺望。
今年国庆回到兴宁一中，恰逢百年校庆。校园面貌变化极大，原来的教学楼被拆掉了，球场变成了塑胶加草皮，可以承载记忆的东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不断替换掉。办公楼下立着几块牌子，上面都是高官校友的题字和财主校友的捐款记录。呵呵，看来至少世俗的功利和浮躁还是没有变的。